中国古典园林是集文化、艺术与技术于一体，反映古人对理想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追求，融合传统东方特色而形成的文化场所。
而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主要的文化、审美和美学等方面的主导思想，儒道思想以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形式，塑造与培育古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种渗透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形态也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传统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以及道家文化也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最核心的体现。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思想，其中对古代对姓名表字的起取也形成了一套严格有序的规范，儒家思想也逐渐成为文人雅好的主题。
1、儒家思想影响园林布局
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在岭南地区的发展达到高峰，汉学和理学之争也在此地区进展的轰轰烈烈，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下传统礼乐制度也逐渐与岭南风俗相结合，民风民俗逐渐浸润于儒家礼仪规范之中，走进岭南日常百姓生活里。
“开台进士第”是郑用锡在台湾新竹地区建造的第一座宅第，辞官后的生活使得郑用锡逐渐开始向往归隐，后随着郑用锡与当地文人雅士的不断交流，复出出山之志逐渐淡却。
郑用锡愈发觉得拥有一方自得其乐的天地的珍贵，遂在进士第前购地造园，园成以“青山横北郭”之“北郭”意象命名园林。
宅第与园林均位于台湾省新竹市水田里北门街，宅第为传统的岭南官宅风格，原为五进三开的宅第，内格局多为传统四合院模式，在屋落中庭之间便于宅主起落轿辇之用，在门前还设有标志举人进士的旗杆台一对，规模宏大，而且具有强烈的层次感。
同时在宅第的细部装饰上，也非常考究雅致，岭南地区自古就有在建筑细部装饰上运用本土动植物意象表现吉祥寓意的传统。
开台进士第中运用了大量南瓜、麒麟、松树、仙鹤、灵龟和蝙蝠等元素进行墙雕和木雕的装饰，门前还有雕刻成鳌鱼和狮子的垂花斗座精美绝伦栩栩如生，古意盎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91秦先生。
2、慕贤文化影响园林意境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经典文化，经过传播逐渐成为后世引经据典的典制掌故和大众耳熟能详的人物，因其具备的君子品德与良好的道德品行，逐步成为世人仰慕先贤的对象，形成了慕贤文化。
这种慕贤文化在“雅号”起取和园林营造中也很常见，如东晋著名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对后世隐逸思想和园林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元亮”、“南山”、“采菊”、“柴桑”等词语，都成为了与陶渊明相关的典故。
李秉礼自号“韦庐”，源于对韦应物的崇敬。韦应物潇洒的山水田园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秉礼的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李秉礼的作品性情既真，兴寄高远，一些描述淡泊之情和山水游乐的题材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在任职刑部苏州郎中期间，李秉礼由于深受韦应物隐逸文学的影响。遂以照顾老母为由，年仅三十岁的李秉礼于在乾隆四十二年辞官归乡，在桂林结庐，过上“在城如在山”的隐士生活。回到桂林老家的李秉礼开始在老埠巷修建宅园，以“韦庐”名所居。
旧韦庐宅第后侧建有李秉礼亲建的园林“我园”，“散步七松间，欹眠北窗下”，可见旧园中有其亲自种植的七棵松树，作为师法田园诗人韦应物的隐士，李秉礼对宅第相地选址上也保持以地幽意闲为主。
新韦庐建设在风景秀丽的桂林独秀峰旁，独特的借景条件使人在宅第和园林中只需抬头便可观赏独秀峰的山清叠翠之景，清代文人邓显鹤曾在《我园记》中描述韦庐有面峙秀峰，青壁斗绝，献媚逞奇的美景。
在此秀丽的景致下，李秉礼建构韦庐后，开辟宅第旁的废弃用地以作园林，因洿而沼，修篁引松，辟水构亭，与自然山水融成一体，满足园主内心仿效古人归隐的理想境界。
得益于道家所描绘的“法自然”意境和道教神仙仙境的理想世界，这种以道家“万物齐一”的境界是古代世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完美的与园林文化相适应，突出表达了“隐逸”之情。
1、思想观念营造建筑
道家文化所体现的“道法自然”哲学美学原则观念，与中国古典园林长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崇尚自然与追求自然的审美特色相通，形成了一种自然、质朴且诗意的园林表达方式，创造出满足精神需求的场所，营造出对人们感受和体验的意境氛围。
道教意境早在秦朝的皇家园林中以“神仙思想”得以体现，以点景题名的方式完成道教意境的场所需求，以常见的“一池三山”的道境模式来看，私家园林也多有体现，如独乐园中“方壶”、南京太傅园中匾额“小蓬莱”和顺德清晖园内的“小蓬莱”等。
将雅号中的道境融汇于园林场所的意象中，使园林更具精神意象上的意蕴。如顺德清晖园的前身，是明朝顺德状元黄仕俊的宅园。
黄仕俊字亮垣，号玉伦，表字和雅号都是道教星象意象的体现，在宅园的营造中，黄仕俊也因此建造蕴含道境的意蕴的园林建筑“天一阁”与“灵阿之阁”；顺德清晖园内也有一座以“神仙思想”而建的建筑，名曰“小蓬瀛”。
李时行因在广州东江之滨的罗浮山内青霞谷读书，因此自号“青霞子”。罗浮山是岭南地区著名名山之一，有“岭南第一山”之称，其自然山水条件极为丰富，自秦汉以来罗浮山又称为仙山，逐渐成为中国道教的名山。
2、“小云林”园林建造
漫游山水后的李时行决定回到广州继续从事治学之道，在北城郊越秀山麓下建设别业“小云林”。先后开设的浮丘草堂和“小云林”充分体现了李时行所推崇的道教思想。
云林自古就指代隐居之所，道教文化中有“云林宫”神宫，李时行以“青霞子”自居，俨然将别业营建布局成为理想中的道教洞天意境。
作为以“青霞子”自居的道教信徒，李时行在小云林别业的营建中也采用了道教的思想文化。
从李时行所著《小云林记》：“相厥形势，因坎为池”中“形势”与“坎”可以看出，李时行在园林相地和营建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运用到道教堪舆文化，同时取道教文化意象于园内布置有“招鹤”亭、“驭风”亭等。
小云林别业建造在越秀山旁，为园林提供了极佳的借景条件，李时行在园中建影山楼，园内还在湛碧亭后叠石为山，与越秀山形成小中见大的园林趣味，登高望远可见越秀山苍翠入座，林荫掩映，云飞川泳，青山在前与园中道境形成适会于心的自然幽胜的氛围。
李时行在园中营造出一片富有禅道色彩的园林氛围，仿佛园中具备四时之景，山水观略具。
岸边以槐柳桃李培植，池北处设有湛碧池，与广州城内佛塔相对，当春季斜阳西度，鸣蟾东起时，命童子吹箫演奏，李时行则与三五好友池中泛舟，扣舷唱和，成为园中常见的文人活动。
3、杏林庄园林建造
位于广州珠江芳村花棣的杏林庄，是晚清道光年间进士、诗人、画家和丹药道者邓大林的宅园。
邓大林在园林杏林庄建成后，以“杏林老农”自号，此号在邓大林生涯中很少出现，只在杏林庄内石泉碑记中出现，石泉碑记源于清咸丰年间探花李文田所作。
由于久闻杏林庄美名，于是在同治九年前往杏林庄与邓大林欣赏园内杏花，李文田深感园内美景提笔作诗，邓大林遂将此诗刻于石碑之上，在石碑结尾以“杏林老农”署名。
由“不设藩墙好，江云四望空”可知，因未设置园墙，所以园林整体以半开放的形式设计，周围河水环绕，雅淡清奇，具园林之胜。
岭南地区栽植杏树十分困难，所以杏林庄之“杏林”最初只取“董奉杏林”之意。但邓大林之友何瑞芝和陈澧为贺杏林庄园成，分别从京城为邓大林赠于白色和红色杏花各一株，邓大林亲手种植五年才花开芳华，顿时间广府地区未闻有杏而忽有杏，即是异事又是盛事。
同时，邓大林效仿广州著名的“羊城八景”，在杏林庄内也设有八景，隔岸钟声、桂径通潮和梅窗咏雪，成为当时前往参观杏林庄的文人墨客题咏的对象。尤其据说邓大林还是以为性癖爱石之人，常以太湖石或英德石等奇石为收藏而立于园中。
通过园墙的环绕与群植乔木的围合组成封闭式的园林场所，是通过“身隐”而完成“心隐”的隐逸。而从杏林庄的园林格局来看，邓大林打破了传统封闭式园林的限制，形成独特的半开放园林场所，通过“心隐”完成“身隐”。
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对外交流不断深化，而形成了多元文化开放的格局。因此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体现儒家思想的雅号，在与园林形成内在逻辑关系时，多在园林主题与园林建筑方面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反映了规范严明的儒家制式。
道家文化类雅号可以分为体现道家哲学思想的雅号与道教宗教意境的雅号。与山水花木共情，以居住环境的方式，成为了满足造园家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突出表达了“隐逸”之情，因此成为了众多文人取雅号的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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